公元265年到公元274年,西晋建立以来,中国中原地区相继流行胡床等外来器物,贵族门阀等大家之中,这样的器物必定少不了,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这其中包括蓄伎的乐伎人演奏时使用的乐器,这些胡部乐器占据伴奏乐器的重要位置。以致“吉享嘉会,皆以为先”,在门阀的家中宴会活动和享乐娱乐,都以胡部的器物为先使用。乐伎也在其中。
“自宣武以后,始爱胡声,于迁都。屈茨,琵琶,五弦,整篌,胡筋,胡鼓,铜钹,打沙罗,胡舞座银键搭,洪心骇耳,抚筝新靡绝丽,歌音全似吟哭,听之者无不凄怆。琵琶及当路琴瑟殆绝音。”随着西域文化传入中原,很多外来的少数民族乐器也随之流入。像如铜钹,其本是西戎、南蛮、扶南、高昌、疏勒等国的乐器,“亦谓之铜盘,出西戎及南蛮,其圆数寸,隐起如浮枢,贯之以韦,相击以和乐也。南蛮国大者,国数尺,或谓齐穆王素所造。”关于铜钹的文献记载最早出现在东晋法显所著的《历游天竺记传》一书中。铜钹乃是外来乐器,源自西亚,最早见于埃及、叙利亚,后在波斯、罗马等国流传。在东方,先见于印度,后而中亚。据《北帝书.神武记》记载,铜钹大约是在公元350年左右,随《天竺乐》传入我国中原。《隋书·音乐志》曰:“《天竺》者,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重四译来贡男伎,《天竺》即其乐焉。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天曲》。乐器有凤首整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员鼓、都昙鼓、铜拔、贝等九种,为一部。工十二人。”佛教自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由印度传入中国,而铜钹作为佛教梵吸赞诵法器随之或随后传入。
与此同时,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上至皇帝,下至名士,很多人都懂音律,善于操琴。门阀士族除了纵情享乐,满足声色之娱夕卜,同时也追求玄学意境。五柳先生的琴是没有弦的,所以他的琴是不能发出声音的,但是他每当与朋友聚在一起时,就会拿出这张琴来演奏,朋友们也与他一起和合而成。五柳先生并不是不懂旋律之声,他之所以弹奏无弦无徽之古琴,其实是追求心中潇洒的境界,他认为这种境界用琴之音是不足以表达的。古琴最能表达他们这种养心的心境,古琴音乐最能体现大家中的名士放荡不羁,不受传统礼法束缚的状态。他们欣赏古琴音乐或是演奏,并不在于音乐本身,而是在于自己的抬情养性。音乐成了沟通人与自然,体味人生真谪的媒介。
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璃,善解音律,能鼓琴。他的性格高傲。有一次曹孟德大宴宾客,孟德因他行为不羁而把她与乐伎放在一起,阮瑪非但不介意,还与乐伎一起抚琴高歌。一位东晋时期的门阀士族名叫孙统之人,十分留恋山清水秀之间,任何优越的职位他都看不上,即使有一次他作了县令,也是从不留心政务,生活极其奢靡,性格也是放荡不羁。这种现象是门阀士族之间的一种通病,只求享乐,不问世事。贵族大家之谢安更是带着他的爱琴和乐伎到处行发自由的情绪,仿佛任何东西都都不能改变他们对于飘逸清秀的追求。由此可以推论,他们家中蓄养的乐伎对于这种丝竹之清秀音乐也是具有一定艺术水平的,这样才可以与他们对这种性格相适应。
河东望族柳世隆,在南齐任尚书令,善弹琴,他自己马术第一,清淡第二,弹琴第三。萧大连是南朝梁时的南郡王,著有《清调论》,史称“雅有巧思,妙达音乐。”这些名门望族之子善演奏乐器,弹琴,但是他们与蓄伎中的家伎的演奏之意义有着天壤之别。乐伎的地位是很低的,北齐时,卢宗道曾在晋阳至酒席,席间,中书舍人马士达指着弹 篌的女伎称赞其手又白又细,卢宗道欲将其送给中书舍人,但是马士达不接受而推辞,卢宗道就要将乐伎的手看下来送给他,最后马士达不得不接受女伎。可见蓄伎地位之低。在主人眼里只不过是一些“活乐器”。
南齐初年,齐王萧道成曾曲宴群臣,在宴会上,猪渊弹琵琶,王僧虔弹琴,沈文季唱歌,张敬儿跳舞,王敬则击节。上述这些人,都是南齐名臣名将,可以看出,这些高贵的门阀士族除了为朝廷建功文武,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
